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商住小区建设快速推进，涉物业纠纷案件总量持续增加、矛盾成因日趋多元，物业费收缴困难、新老物业交接不畅、业主委员会成立壁垒突出等问题频发。物业服务质量直接关系群众居住幸福感、市场主体营商满意度，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为破解物业纠纷治理难题，夷陵区人民法院着力构建物业纠纷“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多元化解机制。

物业纠纷治理，根基在协同，关键在联动。近年来，夷陵法院主动将物业纠纷化解工作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通过形成物业纠纷专项分析报告向党委政府专题汇报，并针对性提出优化治理工作建议，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司法推动、多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依托区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将物业纠纷化解工作纳入“安乐窝”工程整体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幸福小区”创建与司法服务深度融合，深耕“红色物业”治理品牌，联动区委组织部、区直机关工委发出倡议，动员全区党员干部主动参与居住小区治理，带头依法依规、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全力支持社区、小区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工作。

聚焦辖区商业门面集中小区、遗留问题楼盘小区、老旧小区等矛盾纠纷高发区域，将其列为示范诉讼重点整治区域，筛选1至3件涵盖共性争议焦点的典型案件作为示范案例，组建专业审判团队，实现快立、快调、快审。严格规范庭审流程、统一裁判文书标准，聚焦核心争议精准审查、求同存异，形成一批具有参考性、指导性的示范判决。依托示范判决明确裁判标准、稳定各方预期，引导同一小区同类物业纠纷案件批量调解、集中化解，切实达成“裁判一件、化解一片”的规模化治理成效。

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动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夷陵区物业纠纷预防与多元化解工作方案》，实现物业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有规可依、衔接顺畅、闭环高效。依托夷陵区综治中心平台，健全完善区、乡镇（街道、试验区）、村（社区）三级物业纠纷联动调解机制，引导当事人优先通过村、镇人民调解组织、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行业性、群众性调解渠道，以非诉讼方式协商化解矛盾。近三年，通过三级联调模式成功化解各类物业纠纷1300余件。

（图片说明：在审理某遗留问题楼盘物业纠纷系列案件过程中，针对业主反映的小区绿化不完善、占道经营、电动车停放无序、楼道杂物堆积、电梯运维故障等各类问题，组织社区、街办、破产管理人、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政协委员等多方主体进驻小区召开现场协调会，现场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及物业公司制定细化整改措施，全程跟踪督导整改落地见效。）

夷陵法院坚持“办案履职”与“源头治理”并重，依托区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向党委政府梳理汇报案件调解、审理、执行全链条中发现的物业管理突出问题，推动开展物业管理领域集中整治、专项治理行动。通过联席会议制发工作交办函，分类梳理问题、逐项明确责任单位、细化整改要求，切实解决辖区小区停车不规范、违规餐饮经营、消防设施老旧、供水供电改造滞后等民生痛点问题，从源头防范和减少物业纠纷增量。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业共性、制度性问题，向住建部门、街道办事处、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制发司法建议2篇，从制度层面补齐管理短板、规范行业秩序，推动物业行业规范化、长效化发展。

夷陵法院将法治宣传贯穿矛盾预防、案件审理、长效治理全过程，以法治共建共享筑牢和谐宜居小区治理根基。以物业纠纷“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为抓手，联合区委社工委、区住建局开展“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暨业主委员会规范运行”专题培训，为全区社区工作人员、业主委员会代表宣讲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据统计，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辖区内现有电动自行车9000余辆，保有量大、使用频率高，随之而来的安全治理问题日益成为基层管理的重点。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经当地前期走访调研发现，充电车棚与居民住处的距离、充电费用高低，是影响居民充电行为和安全水平的两大关键因素。为有效破解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三间房乡立足民生需求，创新探索出一套以“建、收、降、管”为核心路径的治理模式，形成了权责清晰、设施完善、价格惠民、运行安全的基层治理新范式，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平安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间房经验”。三间房辖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受访者供图增建车棚，明确产权归属在充分摸排需求的基础上，三间房乡坚持“应建尽建、按需补缺”原则，按照充电接口与车辆比例不低于3:1的标准，科学布局，系统推进充电设施建设。通过对居民小区、平房区、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梳理，合理选址建设标准化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力求实现充电设施辖区“全覆盖、无盲区”。截至目前，全乡已投资建设电动自行车棚150处、充电接口8665个，辖区充电覆盖率达88%。此外，三间房乡重点聚焦老旧小区、平房区等充电短板区域，确保最近充电点位与居民住处的直线距离控制在300米左右，切实满足群众日常充电需求，从源头减少“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按计划，三间房乡2026年将新建电动自行车棚20个、新增充电接口1200个，并力争于2026年底实现所辖区域充电设施覆盖率达100%。随着乡政府主导建设的充电车棚不断投用，辖区充电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原有社会资本建设的充电车棚因收费标准不一、服务参差不齐，使用率逐步下降，部分设施甚至出现闲置。多方建设导致的产权分散、责任不清问题依然突出，安全隐患难以闭环管理。为此，三间房乡主动通过协商谈判，将社会资本建设的充电车棚收归乡里统一管理，从根本上理顺产权关系，明确管理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共回购第三方电动自行车棚96处、充电接口2324个。据介绍，此举不仅盘活了存量设施资源，实现了对原有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再利用，也为后续设施统建、价格统一定价、安全统管的“一体化治理”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免收服务费，强化管理在完成资源整合后，三间房乡对全乡充电服务实行统一价格体系。此前，商业运营的充电车棚普遍收取较高服务费，且各主体定价不一，增加了居民充电负担。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引导作用，切实降低居民充电成本，三间房乡对所辖充电车棚统一执行本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并全部免收充电服务费。此举大幅压减了居民充电综合成本，显著提升了正规充电设施的使用意愿，形成了“愿意用、用得起、用得好”的良性循环。同时，此举通过价格优势有效压缩了违规充电市场空间，预计每年为辖区居民节省充电费约370万元。在设施建设和价格惠民的基础上，三间房乡同步健全充电车棚安全监管体系，坚持“建设与运营并重、服务与安全并行”。一方面，完善消防设施配备，安装视频监控和简易喷淋系统，提升物防技防水平；另一方面，组织专职巡查队伍，联合物业、社区网格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电池老化、私改车辆、违规占用充电位等情况。同时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住安全底线。通过“建、收、降、管”四位一体系统推进，三间房乡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治理领域实现了从分散运营到统一管理、从设施不足到全域覆盖、从价格虚高到惠民让利、从监管缺位到闭环安全的跨越。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三间房模式”将在更大范围内总结推广，为城市精细化治理与平安建设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解决方案，助力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居民安全感、获得感。新京报记者 左琳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在这一战略指引下，2026年4月30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一个多月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迅速启动，深入沿黄九省区对接部署，借鉴“长江经验”，探索“黄河解法”，首轮调研紧扣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重命题，深入调研论证，做深做实民主监督工作。

接下来的五年，本次专项监督工作采取了对口省份与对口流域安排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其中对口省份安排：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和四川省，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民建中央对口甘肃省，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农工党中央对口内蒙古自治区，致公党中央对口山东省，九三学社中央对口山西省，台盟中央对口陕西省；对口流域安排：黄河上游主要由民革中央、民建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对口；黄河中游主要由农工党中央、九三学社中央、台盟中央、民盟中央对口；黄河下游主要由民盟中央、致公党中央对口。(注：按照上中下游对口省份排序)

专项监督工作离不开高水平的智力支撑与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台盟中央统筹盟内外资源，加强专项监督智库队伍建设，在启动会上为包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6位专家代表颁发了特邀专家聘书。无党派人士依托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和地方知联会等平台载体，集合智力资源常态化、系统化开展研究。农工党中央提出，用好成果会商会、经验交流会、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和载体，着力提升专项监督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生态底线筑牢之后，发展质量如何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优化，成为各调研组关注的另一重点。民进中央调研组在宁夏考察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新材料研发及高性能纤维技术延链补链情况，提出要科学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支撑保障作用，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在山东实地考察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低空飞行服务中心与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希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守护好候鸟迁徙通道，充分发挥侨海特色与智力密集优势，助力山东将黄河流域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带。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霖在致辞中表示，当天恰逢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本次活动主题与其倡导的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理念高度契合。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跨越语言、融通心灵的文化符号。本次活动以武为媒、以艺架桥，为两国民众相知相亲、文明互鉴搭建交流平台。

《清单》在首版基础上，制定54项关爱服务措施，补齐流动儿童生活、就学、就医、安居等社会融入服务短板，新增交通保障、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服务，全面覆盖流动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等六个方面服务需求，聚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难等瓶颈问题，形成“国家政策支撑+地方细化落实”的双层保障。